一個“恥”字，中國古代哲人反復警醒，可為何現(xiàn)代人卻頻頻越過警示線而毫不羞愧？從學術剽竊到醫(yī)療腐敗，從教師協(xié)助學生高考作弊到飆車撞人后仍大言不慚，“恥感文化”在我們身邊的各個領域一再缺失，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呼喚這種自省力量的回歸。

古代哲人言恥，著眼于善惡，即以惡為恥，以善為榮。后人言恥，著眼于成敗，也就是以輸為恥，以贏為榮。這一轉變，就使得“恥感文化”變成了“勝敗文化”、“輸贏文化”。這一重大變化，就像岔路口的一塊警示牌被人轉了一個向，從此中國人開始走向另一個方向。

余秋雨先生曾指出，這塊警示牌的轉向，主要源自科舉制度。這一制度對選拔社會管理人才的正面貢獻毋庸置疑，然而它對文人集體人格的損害實在是巨大的。在一千多年間，人們把“考上”和“考不上”作為判斷一個人和一個家庭榮辱的主要標志，《范進中舉》便是其中生動一例。文化人一千多年的文化體驗，自然而然地沉淀為一種強烈的文化心理，這種價值標準至今影響著人們，從一年一度牽動整個社會神經(jīng)的高考中即可看出。

在中國文化的道口上，那塊“以惡為恥”的路牌就這樣轉向成了“以輸為恥”。善惡關乎良心，而輸贏只關乎名利，如此轉向，恐已成為一次集體的心理迷失。更麻煩的是，歷經(jīng)千余年，岔路恐怕已被浩浩蕩蕩的人流踩踏成了陽關大道。由此，中國恥感文化的發(fā)生質的變化。

無怪乎，如今大學生論文抄襲，他會說“天下論文一大抄，憑什么我不能抄”；醫(yī)生收了紅包，他會說“付出與報酬不相符，憑什么不能堤內損失堤外補”；學者拿了廣告費，他也會說“學術獨立又不能當飯吃，憑什么我不能去販賣忽悠”……這些言語背后，滿是對名利的關注和對善惡的漠視，也是對“恥”的忘卻。

所以，要使人們找回“恥感”，還當先把“恥”的路標扶正。